年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现状与进展基于核心(4)

随着我国“互联网+”社会的转型及其对社会信息系统的建构，媒介素养这一概念受到越来越多学科领域的重视，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众多学科交叉、相互补充的态势。作为一种社会素养教育，人文素养也是媒介素养的重要基础，文学、美学、政治学、民族学等知识体系的融通都有利于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

四、结语

当前，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正处于拓展期。与过去相比，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关注的对象更加具体，注重探讨针对不同类型群体的媒介教育路径与方法。在教育理念上注意到多学科知识体系的交叉融合。研究方法上转向思辨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相对于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媒介素养研究传统，我国的媒介素养及教育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在借鉴发达国家的研究与教育经验时，应该依据我国媒介体制和文化环境，探索本土化的媒介素养知识体系和教育方法。同时，从教育设施的效果上看，媒介素养作为一种综合能力，需要长期观察和分析，实施更加科学的测量和检验。

[1]刘勇.媒介素养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陈洪波.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城乡青少年媒介素养与价值观念耦合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J].新闻界,2014(16).

[3]王韡龙,张浩.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以保安族聚居区积石山县为例[J].西北人口,2012(7).

[4]张红显.网络自媒体洗稿的成因、危害及其治理[J].传媒,2019(19).

[5]冯博.网络新闻标题的失范现象及其规避路径[J].传媒,2019(9).

[6]刘杰,王秋菊.后真相时代自媒体信息传播风险探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6).

[7]杨光辉.透视新媒介环境下的“反转新闻”[J].出版广角,2016(16).

[8]田新玲.青少年关于危机认知的媒介素养调查分析——以西安第48中学为个案[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6).

[9]秦艳华、王元欣.社交媒体用户的媒介素养探析——从微信朋友圈的“观众隔离”现象谈起[J].中国编辑,2019(10).

[10]周慧玲.人工智能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的作用与使命[J].出版广角,2019(6).

[11]卢锋,丁雪阳.文化向度的国际媒介素养教育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8).

[12]吕萍,杨美谕.泛媒体时代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与文化[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13]李炜炜,袁军.融合视角下媒介素养演进研究：从1G到5G[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9).

[14]杨飏.论媒介素养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融合[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10).

[15]明朝.网络环境下医生社会形象的重塑与提升[J].中州学刊,2019(5).

[16]丁未,姚园园.文化与科技融合下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

李炜（1981—），男，汉族，甘肃民勤人，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传播。

张玉荣（1973—），女，藏族，西藏林芝人，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西藏文化对外传播。

张妍（1995—），女，汉族，陕西凤翔人，单位为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传播。

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的概念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在过去近九十年的时间里，人们对于媒介素养的认知和讨论随着媒介形态的变化、媒介影响力的提升和媒介功能的拓展不断加深。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网络化进程的加速和传媒科技的进步使媒介逐步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正确地认知、理解和使用媒介成为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1]。世界各国的学者虽然对媒介素养的定义不尽相同，但都基于这样一些前提：所有媒介的信息都是经过选择、加工、传播的；媒体必定持有一定的观点和价值判断；媒体传播会影响公众对于信息的价值判断；媒介本身包涵一定的文化取向。媒介素养为运用、分析、评估、创作和参与媒介信息提供了构架，是21世纪教育的重要内容。媒介素养教育是指导受教育者正确地理解、建设性地使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其起点和归宿是培养合格公民。本文在梳理我国过去十年间对于公众媒介素养的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进展和现状。一、以媒介素养为基础的研究（一）基本情况自2009年微博元年以来，我国社会化媒体发展迅速，公众可以接触到的媒介及其信息大大丰富，媒介素养的重要性日渐凸显。2010—2019年的十年间，学界和业界对于“媒介素养”的研究，无论是从研究的角度、研究的主体，还是研究的方法都在不断延伸拓展。我们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总库，以“媒介素养”为关键词，时间设置为2010—2019年，来源类别设置为核心期刊、CSSCI，共检索到1081篇相关文献，剔除一稿多发的稿件和新闻、广告等无效稿件，得到剩余有效文章1010篇。再用相同的检索及删选方法，得到2000—2010年的相关文献为463篇。近十年来，我国媒介素养研究的文献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媒介素养成为数字化时代公众素养的重要议题。从发表的刊物来看，发表媒介素养相关研究的核心刊物居于前十位的依次为《青年记者》《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新闻战线》《现代传播》《新闻爱好者》《新闻知识》《传媒》《新闻界》《当代传播》和《新闻广角》，均为新闻传播领域的期刊。（二）研究内容面对多元媒介生态环境，媒介素养教育已然成为一个重点。那么如何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目前媒介素养教育开展的效果如何？不同群体需要什么样的媒介素养教育？在公民素养的教育导向下，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也变得更具问题意识。综观近十年来的相关文献，我国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研究的方法也呈现出多样性。一是以素养主体为视角的研究。我国媒介受众的基数较大，所受教育的程度参差不齐。十年间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促生了一大批受众喜爱的新媒体样态，如网络直播、短视频、网络出版、在线教育等。这使得我国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对象包罗万象，呈现出细分化的态势。按照受众的职业区分，可分为针对编辑、记者、主持人、教师、医生和高校辅导员等职业群体的媒介素养研究。如周志平的《媒介融合时代下的编辑素养研究》、纪楠的《大数据背景下记者媒介素养的提升》、孙良的《意义建构路径——媒介融合背景下主持人媒介素养论要》、李谋冠等人《大学教师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现状及对策》、孙良的《网络环境下医生社会形象的重塑与提升》、高国伟的《网络环境下高校辅导员的媒介素养培育》等。按照受众所处的地理环境，可分为城市受众和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调查研究。如黄超等人的《我国沿海三大城市受众群体媒介素养状况》、陈晓慧等人的《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现状及培养策略研究——基于中国东北地区农村受众调查的视角》等。少数民族也是媒介素养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如陈洪波《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城乡青少年媒介素养与价值观念耦合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王韡龙等人的《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以保安族聚居区积石山县为例》等都关注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公众媒介素养形成的特殊性，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介生态、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等都是影响媒介素养的重要变量，要采取科学的教育手段，同时加大教育的政策扶持和资金保障力度[2][3]。按照受众的年龄段，可分为儿童、青少年（中小学生）、大学生、研究生以及老年群体的媒介素养调查研究。如李颖异等人的《关系视阈下流动儿童媒介素养构建》、谭筱玲等人的《中小学生新媒介素养教育核心路径研究—基于成都十二所中小学的实证调查》、周婧的《新媒体语境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挑战和应对》、刘倩的《自媒体环境下老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基于“积极老龄化”的视角》。在对大学生媒介素养调查研究中，针对新闻传播专业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研究也是重中之重，如冯瑞珍《对新闻传播类大学生媒介素养调查分析——以河北省四所高校为例》、史雅娟《论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途径》等。二是以媒介内容为视角的研究。近年来，自媒体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同时自媒体传播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内容良莠不齐，大量虚假信息、谣言、低俗信息充斥其中。究其原因，主要与媒体从业者的媒介素养相关联。张红显的《网络自媒体洗稿的成因、危害及其治理》对自媒体洗稿的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应该发挥自媒体平台的管理规范作用，同时加强自媒体人的媒介素养教育[4]。冯博的《网络新闻标题的失范现象及其规避路径》对“标题党”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网络新闻标题失范不仅源于媒体从业者媒介素养能力的缺失，也反映出受众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成为“标题党”新闻的间接传播者[5]。刘杰等人的《后真相时代自媒体信息传播风险探析》对于规避自媒体传播风险的路径进行了讨论，认为应该提升受众的信息分辨与筛选能力[6]。杨光辉在《透视新媒介环境下的“反转新闻”》中提到传播者自身的素养不足以及生存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走上抢先发布消息的竞争之路，而在竞争压力下新闻的真实性会受到质疑[7]。综合来看，在对虚假新闻、隐私保护、网络直播等论题的研究中都涉及媒介素养问题。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媒体从业者自身素养和受众媒介素养的高低，都会影响到媒体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为了给用户提供健康的信息生态环境，加强媒介从业者和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是许多研究都提到的重要措施。三是研究方法。在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中，学者们经常采用的方法主要体现为个案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如田新玲的《青少年关于危机认知的媒介素养调查分析——以西安市第48中学为个案》，对青少年关于危机认知的能力进行分析，认为在新媒体被青少年广泛采纳与使用的形势下，更要注重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8]。徐沁《博士生媒介素养教育隐忧及对策——基于浙江大学学生的问卷调查》，通过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博士生群体的媒介素养现状进行调查，唤起全社会关注博士研究生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秦艳华的《社交媒体用户的媒介素养探析——从微信朋友圈的“观众隔离”现象谈起》，运用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从用户认识、使用和评价微信朋友圈“观众隔离”功能入手，分析社交媒体用户的媒介素养状况，结合该功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得出提升社交媒体用户媒介素养的路径，以期更好地实现线上与线下社交的融合，改进用户的社会交往[9]。无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研究者都基本遵循了“现状-问题-对策”的路线，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使得大众的媒介素养能够应对其所处的信息环境，更好地适应媒介化的生存和发展。近十年的相关文献，也反映出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方法已从理论研究逐渐偏向为实证研究。从数量上看，实证研究的比例已远远超过理论思辨研究，部分学者在研究设计上尝试将两种研究范式相结合，以增强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二、媒介素养教育：致力于培养媒介化社会的合格公民（一）媒介素养教育的新动向媒介化社会是社会媒介化的结果，是媒介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模式的一种表述，媒介化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互联网+”社会的转型，我国信息生态、信息传播结构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媒介成为中国社会的建设性力量。近年来，人工智能应用于媒体与信息行业，在提升信息传播效率的同时也易引发媒介伦理失范等问题。媒介素养教育对公民迎接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学者周慧玲在《人工智能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的使命与作用》一文中提出，媒介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对公众的新闻判断、认知和选择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着重提高公众对违背伦理行为的批评能力，提升对算法推荐新闻的认知能力[10]。媒介的发展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部分学者将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放置在国际比较的研究视野下。卢锋等人的《文化向度的国际媒介素养教育考察》将媒介素养教育转向国际视角，对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四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历程比较，认为不同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都与文化问题相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的媒介素养教育都在调适媒介信息生态变化与本国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重视新媒体文化的社会影响[11]。吕萍等人的《泛媒体时代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与文化》对日本的媒介素养的研究现状和教育现状进行了研究，认为媒介素养理论已经融入到了日本本土文化中，媒介素养已经根植于日本社会。我国应该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关键问题，同时也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和探讨[12]。（二）媒介素养教育的全民化转向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是人类理解媒介和文明进步的新维度。在不同媒介主导的人类历史发展时期，媒介素养的内涵不尽相同。从阅读素养、视听素养、新媒体素养，再到智慧化媒体时代的信息素养，媒体素养的能力结构更加全面，也对社会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群体的媒介素养问题成为诸多学者的关注焦点，也代表着现代社会公民素养提升的空间和潜力。张铤的《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探析》、钟峻燕的《微传播环境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探析》、周婧的《新媒体语境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挑战和应对》、林男的《基于学生工作视角的新媒体时代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等将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视角转向大学生。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随着媒介融合进程的加快，大学生需要提高不同媒体来源的信息辨别能力，高校应重视全媒体视域下媒介素养教育模式的转变，要注重教学目标、课程体系、师资结构、实践平台等方面的建设，同时也要注意与家庭、媒体的协同教育。同时，由于媒介系统在各个行业的渗透，提升不同职业群体的媒介素养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如在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总体要求下，公务员、基层领导和党员干部等已成为媒介素养研究的重要对象，相关研究如赵世环等人的《基层政府公务员媒介素养提升策略探讨》、刘思涓《党员干部如何提升媒介素养》等。结合前述关于以素养主体为视角的研究，可以发现媒介素养教育关注的对象更加具体、多元，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已逐步转向全民的基础素质教育。媒介素养不再是媒体从业者或受众所掌握的一种能力，而是包括教师、高校辅导员、医生、基层干部等不同职业群体，少年、中青年、老年等不同年龄段群体都需要强化的素质，是信息社会中公民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三、媒介素养教育的跨学科研究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加凸显，任何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科技的推动。新媒体技术与其他行业领域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李炜炜等人的《融合视角下媒介素养演进研究：从1G到5G》，从融合的大背景和信息技术发展的视角系统梳理了媒介素养从1G到5G的演进脉络，提出基于融合视角和中国特殊性设计的“三位一体”模式、分级模式、融合模式，为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实践提供了理论参照[13]。杨飏的《论媒介素养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融合》，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相融合进行讨论，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应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新常态，符合时代的特征，以寻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路径[14]。陈真真的《媒介素养教育与大学英语课程的整合研究》，认为在当前媒介环境下，大学英语课程与媒介素养教育相整合的教学方式，是高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有效途径。明朝的《网络环境下医生社会形象的重塑与提升》讨论了网络环境下医患关系的建设与发展。医生的社会形象构建不仅需要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还需提高医生的媒介素养，透过媒体来讲述有温度的医患故事，以此化解医患关系的危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15]。丁未等人的《文化与科技融合下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将青少年媒介素养的教育问题放置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背景下，从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发掘青少年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对文化与科技的理性反思，将社会公益服务与新媒体素养教育相结合等方面来探究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16]。随着我国“互联网+”社会的转型及其对社会信息系统的建构，媒介素养这一概念受到越来越多学科领域的重视，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众多学科交叉、相互补充的态势。作为一种社会素养教育，人文素养也是媒介素养的重要基础，文学、美学、政治学、民族学等知识体系的融通都有利于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四、结语当前，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正处于拓展期。与过去相比，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关注的对象更加具体，注重探讨针对不同类型群体的媒介教育路径与方法。在教育理念上注意到多学科知识体系的交叉融合。研究方法上转向思辨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相对于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媒介素养研究传统，我国的媒介素养及教育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在借鉴发达国家的研究与教育经验时，应该依据我国媒介体制和文化环境，探索本土化的媒介素养知识体系和教育方法。同时，从教育设施的效果上看，媒介素养作为一种综合能力，需要长期观察和分析，实施更加科学的测量和检验。参考文献：[1]刘勇.媒介素养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陈洪波.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城乡青少年媒介素养与价值观念耦合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J].新闻界,2014(16).[3]王韡龙,张浩.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以保安族聚居区积石山县为例[J].西北人口,2012(7).[4]张红显.网络自媒体洗稿的成因、危害及其治理[J].传媒,2019(19).[5]冯博.网络新闻标题的失范现象及其规避路径[J].传媒,2019(9).[6]刘杰,王秋菊.后真相时代自媒体信息传播风险探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6).[7]杨光辉.透视新媒介环境下的“反转新闻”[J].出版广角,2016(16).[8]田新玲.青少年关于危机认知的媒介素养调查分析——以西安第48中学为个案[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6).[9]秦艳华、王元欣.社交媒体用户的媒介素养探析——从微信朋友圈的“观众隔离”现象谈起[J].中国编辑,2019(10).[10]周慧玲.人工智能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的作用与使命[J].出版广角,2019(6).[11]卢锋,丁雪阳.文化向度的国际媒介素养教育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8).[12]吕萍,杨美谕.泛媒体时代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与文化[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13]李炜炜,袁军.融合视角下媒介素养演进研究：从1G到5G[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9).[14]杨飏.论媒介素养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融合[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10).[15]明朝.网络环境下医生社会形象的重塑与提升[J].中州学刊,2019(5).[16]丁未,姚园园.文化与科技融合下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

文章来源：《化学进展》 网址: http://www.hxjzzz.cn/qikandaodu/2021/0629/13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