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现状与进展基于核心(3)

媒介的发展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部分学者将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放置在国际比较的研究视野下。卢锋等人的《文化向度的国际媒介素养教育考察》将媒介素养教育转向国际视角，对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四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历程比较，认为不同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都与文化问题相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的媒介素养教育都在调适媒介信息生态变化与本国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重视新媒体文化的社会影响[11]。吕萍等人的《泛媒体时代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与文化》对日本的媒介素养的研究现状和教育现状进行了研究，认为媒介素养理论已经融入到了日本本土文化中，媒介素养已经根植于日本社会。我国应该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关键问题，同时也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和探讨[12]。

（二）媒介素养教育的全民化转向

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是人类理解媒介和文明进步的新维度。在不同媒介主导的人类历史发展时期，媒介素养的内涵不尽相同。从阅读素养、视听素养、新媒体素养，再到智慧化媒体时代的信息素养，媒体素养的能力结构更加全面，也对社会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群体的媒介素养问题成为诸多学者的关注焦点，也代表着现代社会公民素养提升的空间和潜力。张铤的《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探析》、钟峻燕的《微传播环境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探析》、周婧的《新媒体语境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挑战和应对》、林男的《基于学生工作视角的新媒体时代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等将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视角转向大学生。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随着媒介融合进程的加快，大学生需要提高不同媒体来源的信息辨别能力，高校应重视全媒体视域下媒介素养教育模式的转变，要注重教学目标、课程体系、师资结构、实践平台等方面的建设，同时也要注意与家庭、媒体的协同教育。

同时，由于媒介系统在各个行业的渗透，提升不同职业群体的媒介素养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如在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总体要求下，公务员、基层领导和党员干部等已成为媒介素养研究的重要对象，相关研究如赵世环等人的《基层政府公务员媒介素养提升策略探讨》、刘思涓《党员干部如何提升媒介素养》等。

结合前述关于以素养主体为视角的研究，可以发现媒介素养教育关注的对象更加具体、多元，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已逐步转向全民的基础素质教育。媒介素养不再是媒体从业者或受众所掌握的一种能力，而是包括教师、高校辅导员、医生、基层干部等不同职业群体，少年、中青年、老年等不同年龄段群体都需要强化的素质，是信息社会中公民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

三、媒介素养教育的跨学科研究

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加凸显，任何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科技的推动。新媒体技术与其他行业领域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李炜炜等人的《融合视角下媒介素养演进研究：从1G到5G》，从融合的大背景和信息技术发展的视角系统梳理了媒介素养从1G到5G的演进脉络，提出基于融合视角和中国特殊性设计的“三位一体”模式、分级模式、融合模式，为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实践提供了理论参照[13]。杨飏的《论媒介素养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融合》，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相融合进行讨论，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应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新常态，符合时代的特征，以寻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路径[14]。陈真真的《媒介素养教育与大学英语课程的整合研究》，认为在当前媒介环境下，大学英语课程与媒介素养教育相整合的教学方式，是高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有效途径。明朝的《网络环境下医生社会形象的重塑与提升》讨论了网络环境下医患关系的建设与发展。医生的社会形象构建不仅需要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还需提高医生的媒介素养，透过媒体来讲述有温度的医患故事，以此化解医患关系的危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15]。丁未等人的《文化与科技融合下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将青少年媒介素养的教育问题放置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背景下，从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发掘青少年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对文化与科技的理性反思，将社会公益服务与新媒体素养教育相结合等方面来探究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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