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现状与进展基于核心(2)

按照受众的年龄段，可分为儿童、青少年（中小学生）、大学生、研究生以及老年群体的媒介素养调查研究。如李颖异等人的《关系视阈下流动儿童媒介素养构建》、谭筱玲等人的《中小学生新媒介素养教育核心路径研究—基于成都十二所中小学的实证调查》、周婧的《新媒体语境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挑战和应对》、刘倩的《自媒体环境下老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基于“积极老龄化”的视角》。在对大学生媒介素养调查研究中，针对新闻传播专业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研究也是重中之重，如冯瑞珍《对新闻传播类大学生媒介素养调查分析——以河北省四所高校为例》、史雅娟《论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途径》等。

二是以媒介内容为视角的研究。近年来，自媒体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同时自媒体传播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内容良莠不齐，大量虚假信息、谣言、低俗信息充斥其中。究其原因，主要与媒体从业者的媒介素养相关联。张红显的《网络自媒体洗稿的成因、危害及其治理》对自媒体洗稿的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应该发挥自媒体平台的管理规范作用，同时加强自媒体人的媒介素养教育[4]。冯博的《网络新闻标题的失范现象及其规避路径》对“标题党”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网络新闻标题失范不仅源于媒体从业者媒介素养能力的缺失，也反映出受众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成为“标题党”新闻的间接传播者[5]。刘杰等人的《后真相时代自媒体信息传播风险探析》对于规避自媒体传播风险的路径进行了讨论，认为应该提升受众的信息分辨与筛选能力[6]。杨光辉在《透视新媒介环境下的“反转新闻”》中提到传播者自身的素养不足以及生存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走上抢先发布消息的竞争之路，而在竞争压力下新闻的真实性会受到质疑[7]。综合来看，在对虚假新闻、隐私保护、网络直播等论题的研究中都涉及媒介素养问题。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媒体从业者自身素养和受众媒介素养的高低，都会影响到媒体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为了给用户提供健康的信息生态环境，加强媒介从业者和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是许多研究都提到的重要措施。

三是研究方法。在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中，学者们经常采用的方法主要体现为个案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如田新玲的《青少年关于危机认知的媒介素养调查分析——以西安市第48中学为个案》，对青少年关于危机认知的能力进行分析，认为在新媒体被青少年广泛采纳与使用的形势下，更要注重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8]。徐沁《博士生媒介素养教育隐忧及对策——基于浙江大学学生的问卷调查》，通过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博士生群体的媒介素养现状进行调查，唤起全社会关注博士研究生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秦艳华的《社交媒体用户的媒介素养探析——从微信朋友圈的“观众隔离”现象谈起》，运用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从用户认识、使用和评价微信朋友圈“观众隔离”功能入手，分析社交媒体用户的媒介素养状况，结合该功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得出提升社交媒体用户媒介素养的路径，以期更好地实现线上与线下社交的融合，改进用户的社会交往[9]。

无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研究者都基本遵循了“现状-问题-对策”的路线，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使得大众的媒介素养能够应对其所处的信息环境，更好地适应媒介化的生存和发展。近十年的相关文献，也反映出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方法已从理论研究逐渐偏向为实证研究。从数量上看，实证研究的比例已远远超过理论思辨研究，部分学者在研究设计上尝试将两种研究范式相结合，以增强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二、媒介素养教育：致力于培养媒介化社会的合格公民

（一）媒介素养教育的新动向

媒介化社会是社会媒介化的结果，是媒介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模式的一种表述，媒介化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互联网+”社会的转型，我国信息生态、信息传播结构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媒介成为中国社会的建设性力量。

近年来，人工智能应用于媒体与信息行业，在提升信息传播效率的同时也易引发媒介伦理失范等问题。媒介素养教育对公民迎接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学者周慧玲在《人工智能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的使命与作用》一文中提出，媒介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对公众的新闻判断、认知和选择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着重提高公众对违背伦理行为的批评能力，提升对算法推荐新闻的认知能力[10]。

文章来源：《化学进展》 网址: http://www.hxjzzz.cn/qikandaodu/2021/0629/1389.html